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共主国家后来发展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全球帝国，但在半岛本土上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整合并不彻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阿拉贡特别是其加泰罗尼亚部分保留着相对独立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苏力倡导对本国特殊宪制问题的研究，正是此一姿态的表现。反之则需探究规范的创生机制。

但是，作者认为，广泛代表性只是治标之策，无法治本。因此，首先描述权力运作的完整和真实的情状就成为政治宪法学者凸显自身独特价值的入手处。[13]在此问题上，宪法文本与现实间的冲突日益明显。一国的政治秩序如何构成才是先于规范性的宪法的更为根本的问题，他称之为宪制问题。[22]参见吴天昊：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权力而非权利，《法学》2012年第12期。

从论文数量来看，集中围绕该主题的作品占据所有论题的最高比例。举例来说，对基本法与宪法之关系的解释、对《宪法》第31条特别行政区条款的定性、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论证等实践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回溯到宪法的概念、制宪权的概念、民主的模式、代表的类型等元理论的层面。[34]参见张龑：人民的成长与摄政的规范化：辛亥革命以来的人民意志建构及其先锋队，《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如果觉得不成文宪法一词不合适，完全可以使用其他名称。因此，强世功借用并凸显这一概念，有可能在我国宪法学界造成误解。第一个面相是根本法与非根本法的区分。基于此种认识，本刊曾于两年前围绕各学科撰写发展评价。

这些问题虽看似偏在一隅，实则个个触及宪法学的神经。在民国宪法史的研究中，章永乐从行政专权这个概念入手，揭示了政体变革的艰难。

苏力针锋相对地主张，这样理解的宪法只是西方特定历史阶段解决国家政治构成问题的特定模式，并无普适性意义。[19]参见龚向和：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强世功旨在强调中国的宪法文本并未反映权力运作的全部现实，描述那些文本之外的权力运作规则是强世功文章的主旨。第二，现行宪法是否足以作为宪法教义学的文本基础？作者认为，现行宪法虽然仍有不完善之处，但恰恰因此才需借助教义学技术完善之，而不应消极回避。

曹旭东：博弈、挣脱与民意——从‘双非风波回望‘庄丰源案，《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37]参见《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在2012年，适值现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之际，大多数刊物皆借此契机主办专题研讨。这些研讨多从史学视角出发，以回顾八二宪法为主，但也兼及中国近现代宪法史。

[28]该文的标靶是《环球法律评论》围绕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的一次主题研讨中的相关文章，[29]其中尤以高全喜的论文为主。在该文中，作者首先梳理了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的发展历史，认为其中的框架可以作为建构中国宪法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借鉴。

但是，作者认为，广泛代表性只是治标之策，无法治本。同样讨论制度性保障的论文还可参见任喜荣：‘社会宪法及其制度性保障功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本文介绍的这几篇从法史学入手的文章有助于充实人们对规范宪法之历史性的认识。姚国建、王勇：论陆港两地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冲突与调适，《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派在方法论上造成一种势不两立的格局，迫使那些本来没有参与论争的宪法学者也必须自觉地在内心中站队。【注释】 [1]参见，中国宪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第二，应该优先适用和解释低层次宪法规范。赵晓力文章并未探讨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关系，而是专注于全国人大本身的结构缺陷。

[9]参见叶海波：我国宪法学方法论争的理论脉络与基本共识，《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第二，促进基本权利体系内部的融贯。

作者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其主张宪法解释不能追求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应该在开放的体系中容纳各种价值，从而保证解释的结果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只有深刻体认到每个国家均有其特殊的宪制问题，宪法学人才有望创造出具有民族性的知识贡献，以此为基础的宪法秩序才符合本国人民的气质与秉性，由此才可避免生搬硬套与食洋不化。

另一方面，社会权有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31]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高全喜与田飞龙对政治协商会议之地位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尝试。[13]在此问题上，宪法文本与现实间的冲突日益明显。（一）争鸣性文章 此处所谓政治宪法学脉络内部的争鸣仅就主题而论，并非意味着争鸣者必然属于政治宪法学的阵营。在另一篇文章中，[12]作者以基本权利为入手点，初步尝试了教义学体系的建构。

表面看来，这套理论框架似乎可以独立于一国的政治架构，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真正的治本之策应该是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增强代表对选民的回应性。

概言之，国家法人说主张把国家作为权利主体，与个人之间建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33]参见高全喜、田飞龙：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第一类是宣誓性条款，它们主要见于《宪法》的序言和总纲部分，基本权利中的积极性权利亦属此类。这样一来，人们研究宪法时的视野和心胸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开阔，所获取的知识虽然是地域性的，但却更具有针对性。

王书成：合宪性推定与塞耶谦抑主义——读‘美国宪法原则的起源和范围，《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因此，首先描述权力运作的完整和真实的情状就成为政治宪法学者凸显自身独特价值的入手处。一方面，社会权亦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从而对经济发展具有内在价值。谭倩、袁立：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及其问题——以公民劳动权为例的论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

至于这些规则应该如何称呼，则是第二位的问题。同理，在民主制时代，作为统治权主体的人民是否需要某种在功能上类似摄政王的机制呢？作者认为，民主时代同样需要这种机制。

中国宪法学界在讨论教义学时，忽略或误解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何为宪法学的教义？只有首先确定教义，才可以用教义学的方法对教义进行体系化处理。一国的政治秩序如何构成才是先于规范性的宪法的更为根本的问题，他称之为宪制问题。

[41]依作者的界定，行政专权是先于法律和外于法律的权力。文章题目虽然冠以协商与代表，但对这两个核心概念却未作理论分析，每到关键处便一带而过。